本报记者石宗林 通讯员许毅
3月12日，2018年春运落下帷幕。当天，记者采访了4位在不同年代参与春运工作的客运职工，倾听他们春运中的点滴故事。
在贵阳客运段，陈荣、肖健平、孟伦和陈瑶四代铁路客运职工聊起各自经历的春运，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春运的变与不变，感慨良多。有趣的是，他们4位参加春运工作的时间分别是1978、1988、1998和2008年，每人间隔正好是10年。
(一）
在陈荣心里，春运印象最深的是“闷罐车”和马灯。“闷罐车”是老百姓对货运棚车的称呼。每到春运运能紧张时，这样的棚车就被临时调集来运送旅客。开车前，列车员要把车门轰隆隆地推移、关紧，再给车门拉手加上一把大铁锁。车厢里悬挂着马灯，桔红色、豆粒大的“灯苗”随着车体晃动，映照着车内挤在一起的一张张疲惫的脸庞。
陈荣1978年参加客运工作时还不到20岁，那时是贵阳至北京列车上的列车员。这段大约2600公里的里程，列车需要跑上近60个小时，轮乘的两个小班要倒换8次才能抵达北京。
(二）
“我接触到的客运规章里，有关于棚车代客车的规定：‘每吨按1.5人折算，核收棚车客票票价。’”一旁的肖健平接过了话茬。
在肖健平的记忆里，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的春运，关键词就是“挤”。“一节定员118人的硬座车厢往往要挤上400多人，车门边、洗漱间、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，客流最高峰时，厕所里都要挤进去7个人。”
新华社消息称，“1979年春节期间，有1亿人次乘火车出行”。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铁路就有“节前春运看广州”的说法。人们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下广东寻求发展机遇，春节期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回乡潮。
“那时我们为旅客送开水，只能在列车中途停靠车站时抓紧时间通过车窗递送开水。在打工人群里，操四川口音的明显比操贵州口音的多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，外出打工的贵州人才多起来。”肖健平说。
(三）
孟伦第一次参加春运是在1998年，他被安排到贵阳至广州的加开列车上工作。“节前贵阳始发车上几乎就没有旅客，但到广州站时，站台上黑压压的人群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”车厢里尽管超员，但厕所里再没有挤占过人，过道上行李只要挪一挪也能勉强挤得过去。车内卫生是分片打扫的，每扫一次垃圾能装满10多只垃圾袋。“这之后，随着珠三角、长三角乃至京津冀地区的逐渐发展，开往这些方向的列车更多更密了。”
“2005年春运，旅客对卧铺的需求有了明显增加。”孟伦回忆说。从那年开始，在列车长办公席前等候办理卧铺的人多了。列车从硬座车多于硬卧车的编组，逐渐调整成全列仅保留3、4节硬座车厢，硬卧车增加到了10节，软卧车有3节。即使只有3个多小时的旅程，也会有不少旅客补个卧铺票休息。
(四）
2008年参加春运的陈瑶，值乘的列车地板锃亮、厕所没有异味、被褥干净整洁，每节车厢都有空调、暖气和电茶炉，她无法想象客运前辈们过去工作的艰辛。这位来自四川南充的姑娘，在工作中总是甜美地微笑着为旅客服务。
2014年底，贵广铁路开通，陈瑶成为贵州高铁首批列车长。她化着淡妆、身着紫红色熨烫得挺括的制服、脚登油亮的黑皮靴，来回穿梭在宽敞明亮、平稳舒适的车厢里，为旅客提供个性化服务。
2015年，贵广动车迎来首个春运。陈瑶说：“有80%的旅客都是农民工，他们把过去需要2至3天舟车劳顿的辛苦迅速转化成半天就能到家的畅快，行李也从编织袋和漆料桶悄然变成了拉杆箱。”
最后，陈瑶道出了4年高铁的服务心得：“高铁是国家的形象，也是铁路科技发展的代名词，如今‘交通强国、铁路先行’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高铁这张中国名片更亮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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